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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底隐私产业链:公安内鬼与信息贩子

时间: 2021-01-11 11:59 来源: 环球博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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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由于有公安内鬼参与作案,他们很懂得规避风险,不使用个人实名认证的微信号,而是在微信上找微商买黑号,每个月要换5-6个号。收款套现的账户,也是“杨武”去当地一间陶瓷店里找的。

  起底隐私产业链:公安内鬼与信息贩子

 

      2018年1月19日,莆田荔城区,林明柯正在金鼎广场等朋友聚会。

 

  百无聊赖之际,他打开手机上的UC浏览器看新闻,无意间,某条新闻的评论区里,一条广告闪进眼帘,大意是:“快速查询开房记录、家庭住址,加我微信。”

 

  林明柯混迹生意场,他有些心动,万一以后跟谁有生意纠纷,可以查他的家庭住址。他随手加了微信好友——“新盾源:小平”。小平推来一张微信名片,叫他加小军。

 

  一个户口信息,450元。这是小军提供的报价。林明柯还没有查别人的需求,先把自己的身份证报了过去。对方承诺,48小时内,会把结果发给他。

 

  茂名市茂南区福华一街,新盾源安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比邻繁华的闹市,一旁是学校和一众教育辅导机构。

 

  这家公司的门口,树立在巨大的标示牌,显示它是一家正常的安防公司,他们销售安防设备、电子产品等。公司规模不大,约有20来人。客服部是该公司最大的部门,以年轻女性为主,其中还有前来实习或者兼职的大学生。

 

  2018年1月,此时已临近过年,员工们抱怨声越来越大,每月2000-3000元的薪水,实在少得可怜,不少人正等着年后离职。他们坐在电脑前,处理着零星的订单和各种售前售后服务。众人心照不宣,一排电脑中,3号机是特殊的存在,一些特殊的订单,都要转接3号机才能完成。

 

  1月19日,一位莆田客户的订单,便进入3号机,经由一个昵称为“小军”的微信号,向外发送了查询请求。

 

  2天后,订单完成,林明柯收到了一张截图。是自己家的地址,没错,心中一阵恐惧。没多久,林明柯赶往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报案。

  

起底隐私产业链:公安内鬼与信息贩子

  (《破产姐妹》剧照)

 

  2018年3月22日,湖北咸宁,赵巍手机响起,前同事余咸晋在电话那头说:“出事了……”

 

  赵巍问,什么事?但余咸晋话未说完,便挂了电话,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他。

 

  此时已经过完年,赵巍刚结束公安部刑侦局的工作,从北京回到了咸宁。此时,他仍是咸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名干警。

 

  2年后,2020年8月底,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被编为“1·19专案”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一审判决,认为被告人赵巍伙同同案人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,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403406.82元,赵巍个人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727805元,情节特别严重,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

  

起底隐私产业链:公安内鬼与信息贩子

  (赵巍在庭审现场)

 

  林明柯的个人信息,以一种超乎他想象的方式被贩卖,历经近十个环节,从新盾源公司到各个信息贩子,再到公安内鬼,层层转卖,所涉甚广。

 

  “1·19”专案共有近40人落网,但这并非这条隐私产业的全部。事后,赵巍供述,他查询的信息有3000-4000条(每查询一人,其名下的所有信息为一条)。

 

  而根据莆田检方的指控,光是第一下家孙奇经手的数据,就有28万条之多,至于还有多少暗线没有曝光,目前不得而知。

 

  01

  3号机与信息贩子

 

  萧恒萍是2017年3月份年来到新盾源的,面试很简单,面试官叫她坐在电脑前,打了一通字,就直接叫她上班了。

 

  彼时,她刚毕业,正准备着考研复习,但双亲年迈体衰,父亲还有心脏病,度日维艰。她不得不找一份工作,以维持生活开支,补贴家用。

 

  表面上,新盾源公司看起来一切正常,她特意看了营业执照、赶集网上的招聘信息。他们卖的器材,电商平台上都有卖。但事实上,那些充电宝、充电头,插座、手表、眼镜等,外形看似普通,其实都经过了改装,内置了监控、监听、定位等电子模块,有的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许可,有的则没有。

 

  平时,买卖这些特殊器材的订单量并不大,有时候一天就几单。创收较高的,是那台3号机。它经营着新盾源另一项特殊的业务,可以帮人查开房记录、车辆轨迹、户籍信息、手机号码机主信息、个人名下的房产、公司、婚姻信息,甚至能通过模糊查询,找到客户要的户籍信息。

 

  各项业务中,收费最高的是婚姻信息,950元,其次是开房记录,900元一条。名下房产、公司,850元。其他信息也在400-800元之间不等。根据天眼查显示,新盾源的法人代表是李金昌,但他只是一名经理,没有占股份。真正的老板,叫叶金水,真名叶省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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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天眼查显示“新盾源”的法人代表是李金昌)

 

  3号机的所有订单请求,会进入到李金昌的微信号,由他转至上家——一个叫“叮当”的微信好友。据庭审现场李金昌的说法,“叮当”是老板叶省帮他找来的上家,具体是谁,没人知道。

 

  “叮当”真名叫覃素月。她卷入这一行,也事出偶然,2016年下半年的某天,她在深圳一家麦当劳等人间隙,点开了微信的附近功能,在一位陌生人公开的朋友圈里,看到了查开房记录的广告,彼时她生意失败,正想找点项目来做,觉得买卖信息这一行有利可图,也能帮丈夫分摊一些房租和日常开销。

 

  就这样,她加了此人微信,得知他开了一个名叫大月亮私家侦探事务所的公众号,利用微信公众号做推广,前景可观。覃素月成了他的下家。她自己不会弄公众号,是丈夫帮忙注册的,她从网上复制一些内容,又买了张银行卡,就这样经营了起来。约过了半年,她的客户才逐渐多起来,其中一名叫小二的客户,正是茂名新盾源公司的李金昌。

 

  在卖给李金昌等客户的信息中,覃素月每单赚取50-100元不等的差价,“生意”好的时候,她每个月有上万元的收入。

 

  这条产业到这里才刚刚开始。覃素月的上家,是黄海亮。从2017年3月开始,黄海亮便混迹各种信息贩卖的QQ群,微信群,他注册了公众号——大月亮私家侦探事务所,成了他招徕客户的主要渠道,很多人搜索私家侦探,就直接找到了他。他的门道显然比覃素月更广,能查到信息也更多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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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目前已经搜索不到该公众号)

 

  不仅查婚姻、小三、人轨、车轨,还能查银行卡余额,快递网购,监控等,一应俱全,应有尽有。客户提供身份证号码,他能查询个人户籍信息,同户人员,联系方式,开房记录,同住人员,出行轨迹、车辆档案。提供一个手机号码,他就能查机主信息、收货地址、物流信息,还有定位、通话详单等。

 

  他自己测试过,手机定位的误差,只在500米左右。查手机定位和查人轨、车轨,门道各不相同,有的上家能查开房记录,有的上家却只能查手机机主信息。手机机主信息的上家,也只是一名中间商。

 

  信息买卖的源头,要追溯到武汉,一名从事靓号生意的前移动公司员工,利用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,敲开了这扇后门。

 

  黄海亮也遇到过头疼的事情,上家反馈过来的信息,半真半假。他也学聪明了,有些信息查不了,要么自己造假,或者委托上家帮忙造假。造假也是信息贩子的常见手段,有些信息空白,他们自己编造一下,查不到的定位图,也能手动P上去。

 

  这条产业也横向扩展开来,黄海亮下家有多个,上家也不少。

 

  在黄海亮众多上家中,只有一人落网,名叫林姗的。林姗的信息贩卖网络就更复杂了。根据她在庭审现场交代,她的上家有7人,下家有4人,但其中多数人至今仍逍遥法外。

 

  02

  新生意

 

  就这样,经过4-5次转手后,林明柯的身份证号,来到了黄海亮、林姗手里,再通过一名名为“R·研”微信好友,逐渐靠近本案的核心。

 

  “R·研”真名其实叫孙奇。

 

  2018年年初的某天,身在武汉的孙奇登陆QQ,他看到,之前参与隐私贩卖的QQ群仍然在跳动。点开一个名为“私家侦探调查群”的QQ群,一个昵称叫杨武的男子颇为活跃,孙奇觉得杨武资源多,有门道,并向他咨询信息查询的事。

 

  两人一拍即合,开始了合作。

 

  孙奇1981年出生,湖北黄冈人。是信息贩卖的老手,早在2013年开始做了这一行,经验丰富老道,深谙行业黑话和各种操作。此前,他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,在湖南沅陵被判过刑。

 

  与此同时,孙奇还叫自己的弟弟,孙超,还有同乡的丰波,一起来到武汉,三人共住一块,并把他们发展为自己的下家。孙超、丰波各交了5000元的入群费,开始活跃于各大隐私贩卖群,发布广告,招徕客户,发展了前文所述的一众下家。

 

  自然,上家“杨武”是个假名,该账户背后,是由两个人轮流操控,藏大伟和吕亮亮,他们来自湖北省咸宁市。藏大伟此前在当地银行催收部门工作过。

  

起底隐私产业链:公安内鬼与信息贩子

 

  2017年5月,他跟一个名叫余咸晋的男子合伙开了一家催收公司,并聘请好友吕亮亮担任催收员,专门帮银行处理不良资产,从中赚取手续费。

 

  催收经常遇到一个难题,找不到人。找警察帮忙,是他们想到的最好的办法。余咸晋曾在咸宁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工作,与该局刑侦支队的民警赵巍是熟人。赵巍事后回忆,余咸晋找到他,是以工作的名义,请求他帮忙,要帮法院查欠钱不还的老赖。赵巍答应了下来。

 

  但催收的生意,并没有延续下去。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起来了。几个人转而做起了隐私贩卖的生意。2017年8月中下旬起,赵巍开始登陆公安内网,查一些与工作内容无关的信息。

 

  据赵巍事后供述,2017年10月,余咸晋托人送来2万元好处费,之后,要查的数据便多了起来。“我一开始是拒绝的,吕亮亮就给我打电话,暗示我说,我已经帮他查询了,不继续帮我查就会出事的。”

 

  余咸晋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。

 

  据他的说法,赵巍帮他和藏大伟查了大半个月的银行信息,主动提出,没有钱赚,不想做,提议做公民个人信息查询,并指示他们去网上寻找有私家侦查需求的客户。总之,赵巍才是老板,是出谋划策的负责人。

 

  无论如何,新生意,就这样做起来了。

 

  03

  PKI与内鬼

 

  周林是新疆莎车县公安局的民警,2017年前后,他被借调到公安部工作,同期一起借调过去的,还有来自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的民警赵巍。

 

  根据周林的陈述,赵巍从这一年8月开始,便找他借用PKI——一个可以登陆公安内网的密钥。赵巍说,他要帮咸宁公安机关建信息数据库,他的PKI因升级出了问题,无法登陆。

 

  最初几次,周林都是下班后借给他。2018年2月,周林休假回莎车结婚,赵巍跟他说,回去了PKI也没有用,借他再用用。周林没多想,答应了下来。

 

  差不多前后脚,赵巍也回到了咸宁,并把周林的PKI也一并带了回去,每次赵巍要用的时候,就拨通周林的微信视频,通过视频完成人脸验证后登陆查询。直到周林返回北京,赵巍才把他的PKI寄过去。

 

  赵巍是1987年生人,2010年,他被咸宁市公安局聘为人民警察。2016年前后,一个名叫余咸晋的警察新进入他的单位,赵巍负责给他培训,两人逐渐熟络起来。

 

  根据赵巍在庭审现场供述,没多久,余咸晋被分配到咸宁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,两人工作上有频繁的业务往来。按照国家反电诈的规范,他所在的情报部门需要紧密配合反电诈中心的工作,每天会收到反电诈中心大量的查询信息。

 

  以前,他将这些工作上的信息打包加密后发给余咸晋,有时用工作账号,有时用私人账号。按照规定,这些业务往来原本是有程序规定的,但根据赵巍的说法,这些规定并没有书面化,只是上面口头指定。管理并不严格。

 

  PKI被借用时,周林一开始觉得,大家做情报的,查信息属于正常,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,这些信息导出后,会被赵巍存入优盘,并直接连接手机。此时吕亮亮早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次性的微信号,赵巍登陆后,转发过去。

 

  事实上,隐私数据的来源,只有两个渠道——黑客、内鬼。来自商业平台的隐私数据,相对单一、封闭,大多流向诈骗行业,售价也相对低廉,一个手机号码,几毛钱即可买到。但公安内网的数据,却是全面且丰富的,几乎可以还原一个人完整的生活轨迹。自然,售价也是所有隐私信息中最高昂的。

 

  赵巍等人并未提及他们的售价。根据孙奇给下家的报价倒推,他从吕亮亮那里拿到的信息,单条差不多是260元左右——当数据来到终端客户时,价格会翻3-4倍,有时会超过2000元,情况不一而足。

 

  余咸晋在笔录中提到,他们共赚了100万元,赵巍分到了80万,其余几人分剩下的10万。这是他们之前约定的,赚到的钱,赵巍占股6成,余咸晋跟藏大伟、吕亮亮、罗君各占1成。

 

  赵巍供述称,他只获利30万元。不过,莆田警方在一张由吕亮亮送给赵巍的银行卡里,查到了72万的流水。

 

  由于有公安内鬼参与作案,他们很懂得规避风险,不使用个人实名认证的微信号,而是在微信上找微商买黑号,每个月要换5-6个号。收款套现的账户,也是“杨武”去当地一间陶瓷店里找的。

 

  “杨武”给对方一部手机,一张卡,叫他单线联系。每天跟陶瓷电店主去银行取钱时,“杨武”就躲在监控死角。

 

  即便如此,这场“生意”也只持续了半年。他们并不知道,莆田那位林先生,早已经报了案。两个月后的2018年3月20日,陶瓷店店主收到“杨武”的语音:“上面出事了,把手机扔掉,不要再联系我了。”

 

  差不多同时,茂名的新盾源公司、深圳的覃素月夫妇、廉江的黄海亮、浙江的林姗,武汉的孙奇孙超等人,也在这年的3月23日前后被连锅端起。莆田的民警赶到咸宁,找到了余咸晋。赵巍见势,走进了他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室。

标签: 公安内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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